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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解析

熊月之   繪:   譯:  

  • 開本:16
  • 頁數:316
  • 出版時間:2019-3
  • 書號:9787544489355
  • 定價:59.80
  • 叢書:
  • 品牌:
京東 亞馬遜 當當
內容簡介

本書既宏觀解讀了上海人形成及其認同,分析了上海城市居民特性與城市精神,又通過一些人物個案研究,深化了對上海人特性的認識。將這些來路各異的上海人研究匯聚一起,也反映了這座城市海納百川的特性,豐富了對近代上海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的整體性認識。作者長期沉潛于上海史研究,所論自成系統,持之有故,長轡遠御,深入淺出,既有學術深度,也有趣味性。

目 錄

上海人形成及其認同 

政治與經濟人物

一代通人鄭觀應

論李平書

孫中山與上海

鈕永建的精神世界

論穆藕初在近代中國的文化意義

黃炎培與“新場黨獄” 

略論黃炎培為人處世之道

近代上海城市對于宋慶齡的意義

文化與社會人物

近代教育先驅張煥綸

鐘天緯深通西學

王培孫與南洋中學

“老上海”孫曜東的口述史價值 

人物群體

明末松江士人的實學思想

近代上海儒商的特有風采

近代上海城市對于貧民的意義

晚清上海女權主義實踐與理論

略論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產生與匯聚

辛亥鼎革與租界寓公

上海音樂人與抗日救亡

“七君子”與時代精神

近代上海廣東人

上海香山人與香山文化

上海珠海人短論九篇

浦東人與浦東同鄉會

浦東人與浦東史

近代外僑

略論近代外僑對上海城市的認同

傅蘭雅與上海

英商雷士德的大愛情懷

上海居民特性與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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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上海史研究的領軍者

解讀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群體

破解上海人海乃百川的“基因密碼”

現代中國,上海人早已成為一個具有明顯文化特征的社會群體。分析上海人,需分清兩類不同內涵的“上海人”概念。一類是純粹籍貫意義上的上海人,另一類是在行為方式、審美情趣等方面自具特色的上海人。

張愛玲說:“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煉,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上海人這些行為特征的形成,是他們長期生活于高度商業化、現代化、法制化、移民化大都市的結果,是中西文化、傳統與現代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果。高度商業化,使人們比較注重自己的角色和實際利益,有較強的崗位意識和契約意識;快節奏的現代化生活,迫使人們注重效率,簡化人際關系。

上海城市無與倫比的集聚功能,吸引著來自各地形形的人,為各色人等施展才華,尋找生路,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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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上海人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中比較特殊的群體,是常說常新的對象,是每一本中 國區域文化著作都會述及的話題,余秋雨、楊東平、易中天等學者都有過專門論述。 筆者自20世紀80年代參與上海史研究以來,時常會涉及這一話題。我時常被問及: “你是上海人嗎?”也時常會自問:“我是上海人嗎?”答案永遠是兩可的。我一直對此 題目有著濃厚的興趣,陸續寫過一些或長或短的文字。收入本書的,便是這些文字的 裒輯。

全書分為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上海人形成及其認同”,是關于上海人研究的總的思考與討論,包括 “上海人”概念辨析、近代上海移民社會形成、“上海人”名稱溯源、上海居民主客界限 消解、上海人身份認同原因與雙重認同、上海人行為方式與審美情趣、上海話與上海 認同等。

第二部分,“政治與經濟人物”,涉及對象有鄭觀應、李平書、孫中山、鈕永建、穆藕 初、黃炎培與宋慶齡。

第三部分,“文化與社會人物”,涉及對象有張煥綸、鐘天緯、王培孫與孫曜東。

第四部分,“人物群體”,涉及明末松江士人、近代上海儒商、近代上海貧民、晚清上 海婦女、晚清上海文人、民初上海遺老、民國時期上海音樂人、“七君子”、近代上海廣東 人、近代上海香山人、近代上海珠海人與浦東人。

第五部分,“近代外僑”,述及近代上海外僑對上海城市的認同,還有傅蘭雅與雷 士德。

人物分類只是粗略意義上的,因為有些人很難截然分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某一 類,不少人是兩者或三者、四者兼而有之。粗略分類主要是為了便于閱讀。外僑是其中比較特殊的群體,但他們在這個城市居留既久,關系亦深,對于上海也各有認知與情感。 將此類文字收錄進來,亦體現近代上海城市特色。

最后一部分,也是最后一篇,帶有總括性質,集中討論上海居民特性與城市精神。

這些文章多為序言或書評,故篇幅多短。也有兩篇較長:一是開頭一篇《上海人形 成及其認同》, 3萬多字,這是涵蓋上海人問題的綜合論述;二是最后一篇,《上海居民特 性與城市精神》,也有3萬多字。

 

熊月之 于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 

2018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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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熊月之,江蘇省淮陰人,1949年12月生,1978年春考入蘇州大學歷史系,同年秋考入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班,師從陳旭麓先生,1981年秋畢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同年進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現為副院長兼歷史所所長、研究員,社會科學雜志社社長,《社會科學》與《史林》雜志主編,復旦大學與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兼職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委員。1998年被評為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著有《章太炎》(1982年)、《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1986年)、《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1994年)、《上海通

精彩書摘

所謂城市精神,是指城市通過其市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倫理道德、審美情趣、規 章制度、城市景觀等體現出來的共同價值觀念,是植根于城市歷史、體現于城市現實、引領著城市未來的價值取向。作為眾多居民的生命集合體,任何城市的精神總是多方面 的,對于城市精神的不同面向,或者對于城市精神的同一個方面,也會因評價主體的立場、觀點、情感、視角不同而見仁見智。任何城市精神都是歷史性與時代性的統一體,既有繼承性,也有變異性,不同時期的城市精神可能有很大差異。所以,對于一個城市精神的概括,既是一種判斷,也是一種選擇,更是一種期盼。

所謂城市精神,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城市所實存的精神,一種是經該城市有關部 門和有關群體認可、公布的城市精神。兩者既有關聯又有區別,前者義廣,后者義狹。 城市精神之實雖然古已有之,但“城市精神”作為專有名詞在中文里出現,“城市精神” 作為一種研究對象,還是很晚的事。20世紀90年代后期,文藝評論界開始出現對于 文藝作品與“城市精神”關系的討論, 2000年以后,綜合性報紙上開始出現此類文章。 此后,隨著各地城市的快速發展,各地城市對于自身特質的重視,對于城市精神的討論日漸增多。到2010年前后,中國幾乎所有城市都對自己城市的精神進行過討論與概括,并經相關部門(市委宣傳部、市政府或人大等機構)公布、宣傳。

上海是較早對城市精神進行討論的城市。20世紀80年代以后,鑒于上海在中國 改革開放戰略中被安排為“后衛”的位置,改革力度不足,開放幅度不大,城市發展不 快,發展速度一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住房、交通、污染問題嚴重,市民怨氣郁結,領導 層亟須提振民氣,因而對城市精神問題特別關注,多次組織城市精神討論。早在1985 年,上海就進行上海城市文化發展戰略的討論,其中涉及城市精神的內容很多。 1992年,上海舉行有關上海人形象大討論, 2000年又開展“面向新世紀的上海人精 神”大討論。這些討論所涉及的上海城市文化傳統、上海人形象、氣質、特性等,都屬 于城市精神范疇。

2002年底,上海獲得2010年世界博覽會主辦權。其時,適逢上海經濟發展進入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的重要關口,能否辦好世博會,能否利用舉辦世博會的機遇推進城市健康發展,提升人的素質,至關重要。2002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決定在全市開展 “上海城市精神”大討論。這是上海明確以“城市精神”為主題的大討論,也是對此前歷 次相關討論的深入與擴展。上海各高校、研究機構與眾多市民都參與了討論,共收集到 近300種關于上海城市精神的表述方式。中共上海市委在此基礎上,經概括提煉,形成 了對上海城市精神的表述,即“以海納百川而服務全國,在艱苦奮斗中追求卓越”,簡稱 為“海納百川、服務全國、艱苦奮斗、追求卓越”,并在2003年的精神文明建設工作會議 上予以公布。

 2006年,中央對上海的發展提出新的要求,即“四個率先”,要求上海繼續走在全國 的前列,率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科學發展軌道;率先提高自 主創新能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率先推進改革開放,繼續當 好全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率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切實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2007年5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九次黨代會上,時任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對上海 城市精神做出新的表述,提出要“與時俱進地培育城市精神,大力塑造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新形象,使全市人民始終保持艱苦奮斗、昂揚向上的精神狀 態”的任務。自此,上海城市精神被表述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

上海城市精神在不同歷史階段,有頗為不同的表現。下面分四個階段進行介紹,即 古代、近代、計劃經濟時代與改革開放以后。

一、古代上海居民特性

近代開埠以前,上海居民特性突出之點有三,即重商、奢華與開明。

其一,重商。上海設縣原因,即與通商貿易有密切關系。青龍鎮衰落,上海港興起, 上海鎮設立,均與貿易直接有關。宋末元初,朱清、張瑄在上海、劉家港一帶負責督運漕糧,拓展海上貿易,使上海地區相當可觀的居民投身海運業務,帶動、培養了一批海商。 徐光啟曾說,“清、瑄所用東南富人通市外洋者,舟則其舟,人則其人也” ,其所用之富 室,都是熟悉海上運輸業務、足以勝任之人。元代至正中,上海縣共計72502戶,其中與海上運輸有關的“海船、船商、梢水”,就有5675戶,而且“皆縣人”,即都是本地人。元代至元二十九年上海縣設立時,“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販易之輩” 。明初實行海禁,嚴 禁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海外諸國,上海沿海公開的貿易活動基本絕跡,但走私活動 依然相當活躍。“海上操舟者,初不過取捷徑,往來貿易耳。久之漸習,遂之夷國。東則 朝鮮,東南則琉球、呂宋,南則安南占城,西則滿剌加、新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率以為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輻輳競 趨,以為奇貨。” 崇明島、舟山附近的雙嶼島,都是走私勝地。雖然政府嚴令禁止,但走 私行為屢禁不絕,“私通濫出,斷不能絕。雖有明禁,而利所在,民不畏死,每犯法而罪之,又再犯者”。誠如徐光啟所說,有無相易,乃邦國之常,有了正常貿易,走私活動就少,沒有正常貿易,走私活動自然就多。“私通者,商也。官市不開,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又從而嚴禁之,則商轉而為盜,盜而后得為商矣。”

上海地區物產,以鹽、棉為大宗,也包括由棉紡成的紗、織成的布,這些物品都必須與市場發生聯系。北宋時期上海地區已有浦東、袁部、青墩三大鹽場,南宋建炎年間發展為五大鹽場,崇明亦有天賜鹽場。到了元代,上海地區鹽產量達到歷史高峰,元中葉 年產約三千萬斤,超過宋代,也為日后的明清兩代所不及。棉花自宋代以后,對上海地 區經濟發展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元人沈夢麟詩云:“黃浦之水不育蠶,什什伍伍種木棉。 木棉花開海天白,晴云擘絮秋風顛。男丁采花如采繭,女媼織花如織絹。由來風土賴此物,祛寒庶免妻孥怨。”元代以后,上海地區大片不宜種糧的鹵瘠之地,變成植棉良田; 優質的棉、紗、布成為上海地區特產,加強了農民與市場的聯系,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上海城廂和附近的集鎮,成為江南一帶最重要的棉花貿易集散地。滿載棉花和棉 制品的海船從黃浦江出發,北達滿洲里、南通東南亞,回程則載回各地特產。明清時期 上海港口的對外貿易時開時禁,對內貿易則一直沒有間斷,上海商業一直在發展。到近代開埠以前,上海已是相當發達的商業城市,十六鋪一帶,行肆林立,碼頭櫛比。城廂內外已建有20多個服務于南來北往商人的會館、公所。

在松江府內,上海縣較之華亭縣,更靠海邊,更重海運、鹽棉,更重商業,被稱為“海 商馳騖之地”。明代正德《松江府志》稱:“諸州外縣多樸質,附郭多繁華,吾松則反是。 蓋東北五鄉,故為海商馳騖之地,而其南純事耕織,故所習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謹繩墨,畏清議,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氣,而其流也失之夸。”所謂“諸州”,當指與沿海相對的內地。內地城鄉分工較為明確,城市業商,為商業、手工業所在地,鄉村業農,業商者多鋪張、繁華,業農者多簡約、質樸。所謂“東北五鄉”即指上海。 意思是說,上海縣人不如松江府城人那么簡約、質樸、守規矩。府城是一府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一府貿易中心;府城重文,上海重商。《松江府志》這段話很簡潔,但極其敏銳 地觀察到作為濱海之區的上海民風與內地城市的迥然相異。

其二,奢華。奢華常常是重商社會的重要特征。傳統社會抑制商人社會地位,多財之商人每每通過鋪張奢華來凸顯自身價值。上海多商,故自設縣以后,其世風每每以奢 華著稱。明代縣志即稱,上海居民“頗崇華黜素,雖名家右族,亦以侈靡爭雄長,往往逾 越其分而恬然安之”;至于沿沙薄海之民,“尤好崇飾其外,以聳觀視,而肆然無所憚 焉”。 除了明初一段時間以外,從元代到清代,上海社會一直崇尚奢華,食必求精,山珍海味;衣必求貴,綺羅輕裘。衣著的色彩、用料、式樣每每越分逾矩,朝廷的服飾典制 在這里幾成一紙虛文。明代萬歷年間,嘉定人“富室召客,頗以飲饌相高,水陸之珍常至方丈,至于中人亦效慕之,一會之費,常耗數月之食”。明末清初松江人吳履震稱:“今富貴佻達子弟,乃有綾緞為褲者,暴殄何為?奢侈之俗,紈绔之俗,吾松更甚于他方。毋論膏粱勢厚,棄菅蒯而賤羅綺,下至輿臺仆隸,咸以靡麗相矜詡。” 清初余起霞有一段話描述松江人奢侈之風,最為生動:

吾鄉習尚日異月新。余幼時見親朋宴集,所用不過宋碗,其品或四或六,其味 亦只魚蝦雞豕。婚娶盛筵果罩,實以棗栗數枚而已。自后,宋碗變為宮碗,宮碗變 為冰盤,冰盤又變為五簋十景九云鑼。其中所陳,窮極水陸,一席所費,可作貧家終 歲需矣。往時及見里中素封之家,所服不過卷褐苧布而已,今則綢不足而紗之,紗 不足而緞之,緞不足而綾之錦之,甚且襲以銀鼠,褐以紫貂。一帽也,倏而昂其頂, 倏而廣其檐。一履也,俄而鑲其面,俄而厚其底。如是者謂之時人,否則,群以村漢 目之。舉世滔滔,莫知所自始,亦莫究其所終。

明清時期奢華之風并非上海一地為然,整個江南地區皆如此。  奢華之風形成,大 抵需要以下三個基本條件:一是其地物產豐裕,使得奢華具備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二是其地有數量可觀的商人集聚,使得奢華不只是極個別人物或家庭的極個別行為;三是其地上流階層的推助,使得奢華得到社會評價系統的認可(至少是默許)。明清江南地區,奢華風氣起于蘇州,亦以蘇州為甚,蘇州便具備了這三個基本條件。明人張瀚記述:

至于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自昔吳俗奢 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器而美,以為非是 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于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于器。是吳俗之侈者 愈侈,而四方之觀赴于吳者,又安能挽而儉也。蓋人情自儉而趨于奢也易,自奢而 返之儉也難。

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東引松、常,中為姑蘇。其民利魚稻之饒,極人工之 巧,服飾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爭趨效之。

明清蘇州為江南中心城市,亦為引領社會風氣之中心城市。蘇州物產豐盈,多富商 大戶,亦多合商儒為一體的上流階層。有“小蘇州”之稱的上海,在社會結構上正與蘇州相同,所以,在奢華之風方面,蘇州步,亦步,蘇州趨,亦趨。

上海地區人不但奢華,而且有比較系統的為奢華正名的理論。明代上海學者陸楫 ( 1515—1552)就認為,奢侈性消費對于社會有一定積極意義。他認為傳統的崇儉惡奢 觀念并不完全正確,禁奢崇儉并不能使民富裕,而奢侈倒能促進經濟繁榮,財富流通,增加就業,對于社會發展有積極意義。他特別以上海為例:“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處 海濱,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諺號為小蘇州,游賈之仰給于邑中者,無慮數十方人,特以俗尚甚奢,且民頗易為生爾。”當然,陸楫并不是無條件地、一味地主張奢侈性消費,而是“希望富者奢侈而貧者節儉,這樣可以促使富者因奢侈而減少財富,而貧者因節儉 增加財富,進而實現‘均天下而富之’理想社會狀態”。中國經濟思想史上,討論奢侈消費的經濟效應問題首推《管子》一書,但其所涉范圍主要是通貨緊縮情況下的奢侈消費,因而意義較為狹隘;比較而言,陸楫系統論證奢侈消費的積極意義更為全面,業已涉及社會三大產業財富分配的基本原則,“其先進意義不言而喻,時代精神更具鮮明色彩”。誠如周巍所論,陸楫的奢侈消費有益論,不但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具有創新意義,而且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上也有其獨特的價值:

陸楫主張奢侈消費促進經濟增長,有利于促成社會財富平均分配,這一觀念與 當時西方啟蒙思想家的經濟主張相一致。在西方的經典文獻中,荷蘭啟蒙思想家 孟德維爾在1705年,發表《怨聲載道的蜂房,或騙子變成君子》系統探索奢侈惡習 的奢侈消費刺激和擴張市場需求,維持經濟的持續和穩定增長。美國學者凡勃倫 在《有閑階級論———關于制度的經濟研究》( 1899)一書中闡釋“炫耀性消費理論”系 統,從經濟學、社會學的層面探索了奢侈消費的經濟意義,無疑是對奢侈消費理念 的深化,不過他在論著中仍將奢侈性消費作為資產階級的非理性行為來處理的。 德國學者桑巴特《奢侈與資本主義》( 1913)始才推崇奢侈消費的積極價值。須知這 一觀念的成形,距陸楫所生活的時代,已經過去三百多年了。

其三,開明。所謂開明,指開通、明智,對外來人口、外來文化能持比較開放、平實、 平等、理性的態度。最典型的是徐光啟( 1562—1633),他在韶州即能主動拜訪剛剛站穩 腳跟的異族來客郭居靜,并與之交談頗為融洽,即是其開明心態所致。他對于西來之人、西來文化、西來宗教,均抱持開放態度,不像當時有些士大夫那樣不加分析地盲目排斥。他虛心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提出了“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的著名主張,與利瑪竇等人共同翻譯了《幾何原本》等一批西方科學著作。他受洗入教,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為西方傳教士仗義執言。

徐光啟開明之處,還表現在他對于中外貿易的平實態度。他在《海防迂說》中,系統論述了中國與日本等國互通有無、進行正常貿易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對于明王朝實行的 閉關鎖國政策給予了系統的、有理有據的批評,對于嘉靖年間朱紈在浙江沿海嚴厲打擊 海上私人貿易的行為進行了點名道姓的批評,稱其對于“海上實情實事果未得其要領, 當時處置果未盡合事宜也”。他認為,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利國利民,也是勢所必然,而不顧實際地禁止,只能是誤國病民,后患無窮。

徐光啟的開明思想,在明代上海并非孤立現象。在他的帶領與影響下,上海地區出現數量可觀的開明人士。他的學生孫元化,是明末接受西學的著名人物,精通火器,也 受洗加入天主教。據研究,徐光啟的父親徐思誠、岳父吳小溪、妻子吳氏、兒子徐驥、五個孫子與四個孫女,還有由此而擴展出來的一批親戚,都在他的影響下皈依了天主教, 其中孫元化、艾廷槐、許遠度、潘堯納家族都成了天主教世家。 

上海地區文化開明方面,還有兩個典型事例,一是府志收錄傳教士,二是陸楫 ( 1515—1552)的華夷平等思想。

府志收錄傳教士,指崇禎三年編成的《松江府志》中,已經把西班牙籍的天主教傳教士龐迪我( DiegodePan toja, 15711618)正式作為游寓人員記錄在案,其文曰:

西儒龐迪我,利瑪竇之門人也,精于天文地理技術,宗天主教,由海外抵香山 ! ,至留都,遂游云間。士大夫多崇禮之,而徐宗伯光啟尤敬事焉。制器甚精巧,如 西洋炮,試之遼左右,有奇效,奴虜聞之膽落。相"目長髯,坦易近人,非禮不動,有 中華大儒之風。他著述甚富,不勝書。凡用物名目種類特創,并西字記號二十,形 象各異,不能殫記,詳其門下西海耶穌會士鄧玉函口授《圖說錄最》一書,關西王公 徵有序。

這部《松江府志》,由松江知府方岳貢主修,陳繼儒等編纂,俞廷鍔重訂,崇禎四年( 1631年)刻行。將西來傳教士作為流寓名人,載入官書府志之中,這在當時實屬創舉。 這說明,“崇禎時松江士人已經完全接受了西儒龐迪我,把他視為自己的鄉人了”。

順便指出,崇禎《松江府志》有兩個版本,一為崇禎三年版,一為崇禎四年版。上文所引,見崇禎三年版,而在崇禎四年版的《游寓》人物傳中,“龐迪我”被替換為“利瑪竇”, 記述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刪除“利瑪竇之門人也”數字,另在“徐宗伯光啟尤敬事焉”一語 后面,加了“入京都,卒,神廟特恩賜葬”,其余文字均同。查現在所能見到的各種利瑪竇 傳記,均無利瑪竇來松江的記錄,此志不知何據。

 陸楫的華夷平等思想,體現在他的《華夷辯》一文中。華夷之辨,或稱“夷夏之辨”, 是中國歷史上古老話題。古代華夏族群居于中原,為文明中心,因此逐漸產生了以華夏禮儀為標準進行族群分辨的觀念,以合于華夏禮俗并與諸夏親昵者為華夏、中國人,不 合者為蠻夷、化外之民。其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等典籍中。不同時期, 區分華夷的標準并不完全相同,或以血緣,或以地緣,或以文化(主要是衣飾、禮儀)。秦漢以后,華夏遭遇嚴重入侵、面臨嚴峻威脅時,以血緣或地緣為標準的觀點常占主流地 位。五代以后,歷經兩宋,燕云十六州等軍事要地一直在北方游牧民族控制之下,元代 則整個中國均被蒙古人統治,明代雖然恢復了漢族對中原的統治,但蒙古人依然嚴重威 脅漢族政權的穩固,民族矛盾十分尖銳,時常發生戰爭。在此態勢下,華夷之辨一直不 絕于耳。嘉靖皇帝頑固地堅持以血緣與地緣為標準劃分華夷,拒絕與蒙古通商貿易,甚 至殺死蒙古使臣,撤銷明太祖朱元璋所設立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帝王廟中的祭祀牌位,更 加激化了漢蒙矛盾。一些士大夫也迎合皇上意旨,強調以血緣與地緣為標準劃分華夷 的正當性。禮部主事楊循吉( 1456—1544)所著《金小史》,便稱女真為“夷狄中最微且賤者”,對蒙古君主一概稱為酋長,以夷狄待之。此書在士大夫中頗受好評,“人多是之”。陸楫讀了此書,頗不為然,于是寫了《華夷辯》。

 陸楫認為,華夷雖然有別,所居方位、飲食習慣、居住方式、服飾質地形制,均有不 同,但是,彼此同樣為人,并無本質不同:

蓋天高地下,而人生乎其間。人君者,民之主而天之子也。夷狄亦人也,猶一 鄉一邑然,中國則市廛也,夷狄則郊遂也;中國則世族也,夷狄則村氓也。自邑長鄉 大夫視之,則皆其境土也,皆其民也。然則中國、夷狄自天視之,則皆其所覆載也, 皆其所生育也。使夷狄能進而中國,以外從內,以陰從陽,易膻酪而粱肉,易氈幕而 宮室,易旃裘而冠裳,易勇力而禮義,足以康濟宇宙,為生民主,則天必命之矣。元魏氏,遼、金、元氏是也。

陸楫歷述秦漢以后一些史家株守以血緣、地緣劃分華夷的種種謬誤,認為一代君主 是華是夷,不能只看其出自何族何方,而要看其所行是否合乎王道:倘若有道,即為中 國正統;倘若無道,即為夷狄亂華。他認為,自古以來,只有四位君主合乎王道,即漢文 帝、北魏孝文帝、周世宗與金世宗。四人之中,有兩人出自漢族以外。他批評楊循吉《金小史》的史觀是“泥古而不知變者”。陸楫對金朝的地位、對金朝統治者的評價,尤其 與強調漢族政權為正統的時論不同,他認為金代宋的實質是有道代無道,也屬中國正統:“宋至道君,天下之涂炭已極,金入中國,改物易紀,而治者垂百五十年。若太宗之沉毅,世宗之賢明,章宗之文雅,皆有功于世。而東撫高麗,西制靈夏,南臣遺宋,頒正朔于海內,安得不以為帝王而妄黜之乎?”這在當時不啻離經叛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陸楫所肯定的四位合乎王道的君主,沒有一位是一般史家所津津樂道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一,沒有一位以霸道著稱。在儒家話語系統中,所謂王道之君,都是以仁義治天下的圣明之君,都能在保合諸夏、諧和萬邦等方面有所作為。陸楫的華夷平等思想與崇尚王道的思想,隱含著以民為本、以和為上的精神,這在以血緣、地緣劃分華夷之說甚囂塵上的時代,顯得相當開明與高明,在中國古代民族思想長河中也特別耀眼奪目。明末著名思想家王夫之( 1619—1692)也有與陸楫類似的思想,但他在世時間比陸楫晚了整 整一個世紀。 開埠以前上海居民比較開明,還表現在上海本地居民不大排斥外來移民。在上海 縣城里,東部以業商為主,西部以務農為主;東部有許多來自閩、粵、魯等沿海地方的商 人,西部主要是本地居民;東部富,西部窮。在城市公共事務中,外來商人擔當重要角色,捐款捐物,修路造橋,救濟窮人。因此,開埠以前,上海已經形成對外來人口比較開明、包容的特點。上海開埠以后,西人來滬,能夠在上海打開局面,而在廣州等其他口岸 難有作為,與上海居民這一特點有很大關系。 開明,意味著不拘舊制,不囿成說,這既與重商之民走南闖北、見多識廣有關,也與濱海之民接受國家意識形態教育不及內地城市那么悠久、濃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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