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蘭西公學院教授帕特里克?布瓊主編，來自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巴黎政治學院、國家檔案館等學術機構的122位歷史教授和研究員參 與創作。這部著作的特別之處在于，它不是傳統的法國史，也不是傳統的世界史，而是“以世界史為資料解釋的法國史”。作者們以時間為線索（從史前至2015年），在政治、文學、醫學、藝術、教育等多個領域，摘選重要的歷史事件和現象，論述了法國與世界之間的相互影響及聯系。法國與世界在這部書中自然交融，這在全世界的歷史類書籍中都屬于一種有趣的創新。

這部書的特別之處在于，它不是傳統的法國史，也不是傳統的世界史，而是“以法國史為媒介引入的世界史”，或者說“以世界史為資料解釋的法國史”。國家與世界，在這部書中自然交融，這在全世界的歷史類書籍中都屬于一種有趣的創新。

開篇

（節選）

文/ 帕特里克·布瓊

“要解釋法國，世界史絕非多余。”

—儒勒·米什萊

《普遍史緒論》（1831 年）

引入一部法國史，真的嗎？我們更希望可以直接潛入滿是故事的大水池，隨著一個個事件，迫不及待地去探索曾經的渴望與記憶。時而大步穿行故事的汪洋大海，時而任由不期而遇的水流帶來沖擊——這些被觀念聯想或記憶恢復所激起的水流，把我們從時光的此岸拋向了彼岸。為一部法國史撰寫引言總是讓人生畏，也必然要預先承受種種重負，不過無須為此擔心。在法國的漫長歷史中，涌現過眾多嚴肅莊重的前人，也存在過許許多多的爭論，我們往往要求史學家們獨自或幾乎獨自肩負起他們所處時代的煩憂，但是在挑起這個擔子前，他們就已筋疲力竭了。因此，本書僅僅只是簡要地敘述“我們所收集的”資料，之所以說是“簡要地”，那是因為考慮到集體協作的速度以及隨之而來的緊迫感。

我將此文稱為“開篇”而非“引言”，是為了從精神與政治的角度來聯想題中之義，此外，相比一部音樂作品的莊嚴前奏，“開篇”讓我們想到更多的是攝影師那可以調節景深的焦距。本書的作者們擁有一個共同的抱負，僅用寥寥數語便可概括：書寫一部容易理解且可被接受的法國史，為廣大讀者提供一本內容新穎、形式通俗（按照年代、日期編排）的書籍，以期實現敘述藝術和批評需求的完美結合。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政治上的抱負，它試圖調動起一種歷史的多元論觀點，以批駁如今在輿論中占據主流地位的認同上的狹隘。原則上，它拒絕將“法國史”這一研究對象拱手讓給惱怒的反動派1，拒絕后者對歷史的壟斷敘述。這是一種遠大的抱負，它結合當今編史之風潮，力爭重塑多樣性。為此，這一抱負生成一個計劃，并從一開始便被構思為一種出版行為：讓讀者傾聽一批史學家的聲音，正是這些史學家的攜手努力讓本書中那些立場鮮明且學術價值高的篇章變得明白又易懂。這是一部令人愉悅的多聲部作品。如今如何用一支筆一氣呵成一部法國史呢？除了集體合作外，并非別無他法，只不過是出于一種選擇和信心罷了。

必須學會輕裝簡行。探險伊始，122 位作者就向我們表示了信任，他們承諾拋卻理論輜重，讓學術遠征變得平常愜意。簡而言之，他們不再接受那種越來越被動的角色分配：政論家們毫無顧忌地發表與事實相去甚遠的敘述，而史學家們則得大費周章將敘述拉回到方法論的嚴謹之中。“事實會比這些更為復雜嗎？”是的，并且一向如此復雜。不過，提請注意復雜性并不是史學家們的最終訴求，除非他們想當祛魅的職業專家。史學批評工作并不總是沉悶嚴肅的，有時侯反而很迷人。史學家們可以以調查研究的形式講述“過去”在歷史的作用下不斷形成與分解的方式，因為這種方式本身并非清晰透徹、一目了然，它是通過對各領域知識的籌謀來得以展現的。以下便是對本書的要求：不添加注釋，不編寫勘誤，撰寫一部鮮活的歷史，它將隨著研究的持續進行而不斷得以更新，并面向那些我們愿與之分享的人們，希望這份快樂能稍解時下的憂郁情緒。雖然本書沒有注釋，也沒有勘誤，但這絲毫不會影響我們在行當里的嚴謹，更何況，對于每篇文章，我們均對其依據的學術成果做了詳細的說明。

每位作者都擁有完全的自由，根據法國史中的某個日期謀篇布局：這個日期或已成為民族傳奇的一部分，或引自別處，即世界記憶的另一個地方。無論如何，要想打破傳統敘述中那種虛假的連續性，以日期作為切入點是最為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此一來便可聯想到一些鄰近的地點從而進行日期的切換；或與之相反，對那些表面的不當之處加以處理。這本行文歡快的編年史想要帶來一種雙重體驗：既給讀者的歸屬感改換門庭，又令其接納來自遠方的奇特的親近感。我們也不是一味地要求反其道而行之：那些符合史學規范的日期依舊如是，盡管有時作了錯位處理，并且總是因作者試圖在宏大事件的變遷中了解當地人表述的意愿而被打亂。這樣才能跳出教科書記憶的懷舊式敘事，彰顯出一部開闊、多元與全新的史書恒久而超凡的活力。

本書的作者們還順利地完成了他們所肩負的其他使命，說明了“要解釋法國，世界史絕非多余”—這句話出自米什萊，被放在了本書的題記位置。比起一聲集結的吶喊，它更像是一句口令，不可名狀地激起了我們心中的渴望和憂思，構成了作者們旅行的動因，也給予了每位作家以寫作的自由。米什萊在其著作《普遍史緒論》（1831 年）的開頭寫下這句話那年僅有32 歲。作為巴黎高等師范學校的講師，他向比他年輕的學生們講授歷史，在他看來，歷史像極了哲學，確切地說是一種“歷史的哲學”。1830 年的那場革命帶來了短暫的“七月王朝”，使人們產生了一種對自由的政治向往。正是這場革命，激起了米什萊的人文主義情懷，他與同時代的大多數史學家相反，并不認為人類應被種族的宿命禁錮在大地上。這位“法國大革命之子”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他主張生機論，宣揚一種富有活力的、開放性的歷史，而這樣的歷史絕不會長期止步于所謂的血統、身份和宿命。“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地方少了一些單一性和自然性，而多了一些人為因素，也就是說，少了一些宿命論，多了一些人性和自由，那就是歐洲。歐洲中的歐洲，就是我的祖國，法國。”米什萊就是以此方式將時間軸向前推進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對米什萊而言，《普遍史緒論》僅僅是他闡述法國史的一個引言。

盡管如此，我們還需注意一些具有誤導性的對比：如果說米什萊同他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那其原因也與我們的不盡相同。因為，我們同他一樣十分贊同法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是人文主義今后的領路人”。如今在我們看來，米什萊的愛國主義受到了他所處的那段歷史的影響，然而這顯然不是他本人的過錯，不過在他之后，這種愛國主義以法國的“教化使命”為依仗對殖民侵略行為進行辯白。歷史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嗎？對此或許存有爭議，此后在很多人看來，汲取普遍主義靈感并面向世界多樣性的“憲法愛國主義”的重振成了對抗危險的狹隘民族主義身份回歸的最堅固堡壘。不過，上述并非本書的主題，本書僅聚焦米什萊提出的“以世界史來解釋法國”的憧憬，而這一憧憬在不同的時期確實成了史學家們靈感和勇氣的源泉。

1943 年至1944 年，呂西安·費弗爾1 在法蘭西公學院任教期間，曾花了大量時間研究米什萊這部曾被忽視的著作《普遍史緒論》，進而闡釋最為著名的《法蘭西圖景》（Tableau de la France）—它為米什萊的著作《法國史》第二卷（Tome II, Histoire de France, 1834 年）莊嚴地拉開了帷幕。對于費弗爾而言，他需要消解地理存在，破除幾點看法，即“法國的存在是必然的、注定的、早有預兆的；地理環境為法國的人民造就了法國的疆域，法國囊括了在法國形成過程中的所有人口，包括那些在高盧之前可能曾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部落”。1944 年3 月1 日，在他的第25 堂課上，費弗爾再次明確表示了他的觀點。在淪陷的巴黎，當費弗爾收到他的弟子費爾南·布羅代爾2 所著的《地中海》（Méditerranée）一書時—后者當時被關押在美因茨的德國法西斯集中營并在那里深耕細作完成此書—他想到了法國的一些“險些滅亡”的時刻，好比圣女貞德的時代，也想到了一些史學家，如米什萊。他認為是他們“驅散了我們歷史中的種族性”。

只此一次就可以驅散嗎？我們若相信的話，就未免太過天真了。正因如此，呂西安·費弗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再次加入反對“宿命論的臆測”的戰斗，這一表述是他在1922 年出版、1949 年再版的《大地與人類演進：地理學視野下的史學引論》（La Terre et l’volution humaine：Introduction géographique à l’istoire）一書中提出的。根據“宿命論的臆測”，只有國家的命運才能引領國家的歷史。為了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希望將歷史變為尋求世界和平的輔助學科的號召，1950 年，呂西安·費弗爾與弗朗索瓦·克魯澤（Fran?ois Crouzet）共同撰寫了一部指導手冊，將法蘭西文明的發展描述為多種文明的協同邁進，這部作家生前未出版的作品已于2012 年問世，題為《我們都是混血兒》（Nous sommes des sang-mêlés）。費弗爾認為，文化能夠超越國界，他寫道：“法蘭西文明，只談其自身，往往超越了法國的政治邊界，超越了國境內大權在握的法國政府的邊界。要知道，這必然不是一種縮減，而是一種拓展，是希望的源泉。”

但令人不解的是，面向世界的開放最終導致其幅度縮減的觀點到底從何而來？通過何種悖論才能把一個國家的歷史視為一場捍衛主權免受外部影響的無休止的戰斗，認為外部影響會歪曲、削弱甚至動搖國本，使之岌岌可危？我們如今很清楚，在過去的30 年里，法國面臨全球化的挑戰，這樣一段艱難的歷史就解釋了為什么公眾的焦點愈發地集中在認同與特性這一問題上。1984 年，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主編的《記憶之場》（Lieux de mémoire）首卷問世；1986 年，費爾南·布羅代爾發表了著作《法蘭西的特性》（L’dentité dela France）：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來看，這兩部作品的出版之間必然存在一個“轉向點”。對特性的訴求首先是由左翼政黨提出的，旨在捍衛以“與他人不同的權利”（即“特性權”）為特點的法國文化；然而此后，這一訴求反而滋生了針對文化多樣性的批判，面對移民可能帶來的破壞性影響，人們的敵視態度越來越明顯。

1985 年10 月16 日，費爾南·布羅代爾為土倫一所中學的學生們上了一堂生動的歷史課，講述了城市在1707 年的過往。他講述這段歷史，不僅是為了告訴學生們“法國的多樣性”，也是為了讓他們明白，法國政權和領土統一的生成十分緩慢，絕不是如教科書里所說的那般成型于圣女貞德的時代，而是“以很晚才出現的鐵路聯系”為標志。一個月后，布羅代爾辭世，他所述的“法國史”也成了未竟之作—該著作于1986 年以《法蘭西的特性》為名出版—他曾預測，這部作品恐會“被誤解”。事實上，我們閱讀布羅代爾未完成的這部遺著，是為了聆聽這位主張長時段理論的史學家的政治遺訓，但這部著作僅僅是歷史進程中一次暫時的停留。呂西安·費弗爾用《普遍史緒論》的光芒照亮了《法蘭西圖景》，如今若非從他的這一舉動中得到啟發，我們又何以重推布羅代爾的《法蘭西的特性》呢？

當今的年輕學者沿此方向進行了多番積極的創造性探索。這些探索可以效法于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做的嘗試。2006 年，托馬斯·本德出版的著作《萬國之林：美國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 Place in World History）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美國的全球史”這一概念，將美國視作“眾多國家中的一國”。他認為，美國內戰是眾多獨立戰爭之一，而放眼歐洲和整個世界，這些獨立戰爭均體現了人們對國家的訴求和對自由的向往，他的這種觀點讓一個堅信民族敘事例外論的國家蒙受了自戀創傷。此外，在歷史編纂學領域，學者們還進行了其他的嘗試，例如書寫一部德國的跨國史，或是在地中海的框架下重構意大利統一運動。近年來，雖然對法國大革命和殖民帝國歷史的研究遵循了一套整體的研究方法，但至今仍沒有一部“全球史觀下的法國史”，誠然，本史也沒有做到這一點：充其量只是這樣一部歷史的開端和希望而已。

那么，我們的這部《法蘭西世界史》想說些什么呢？首先，它當然不會忽視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相比構思一段歷史，我們更想要以不同的視角描繪同一段歷史；相比耽于反敘事膚淺的復雜性或是陷入解構主義的迷宮，我們更想要直面法國傳統歷史本身想要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們將讀到的是法國的世界史，而非世界的法國史。我們無意追隨全球化下法國的發展脈絡以頌揚民族的光榮崛起，也不是想要贊美多有裨益的交融和富有成效的溝通。那么，還需再次說明本書既非贊頌也非抨擊嗎？長期以來，我們一致認為歷史是批評的學問而非歡呼或憎惡的藝術。然而今天，這種觀點遇到了諸多反對聲音，所以我們最好再次為它正名。

通過世界闡釋法國，以世界為局書寫法國的歷史：總之，我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擺脫法國與世界之間不合邏輯的對稱。法國不能脫離世界而存在，世界對法國而言絕非穩固。古羅馬治下的高盧和法蘭克人建立的王國將目光投向地中海，圣路易王國則朝向亞歐大陸進發。但是，在漫長的全球化歷史的不同時期，在“法國”和與之相對的“世界”不斷變化的關系中，涌現了不同的社會形態、不同的演變、意外的分叉以及不斷變動的地理學—簡而言之，這是一部動態的歷史。與其說這是一段世界史，我們更愿意將其看作是一段悠久的法國史，因為這段歷史開始的時間遠遠早于法國政權發展的短暫歷程。舊術語“通史”同樣也是一種僅就地理廣度和歷史深度對一段特定時間進行分析的歷史研究方法。

1998 年

“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國

1998 年7月12日，法國國家隊在圣丹尼的體育場贏得了世界杯決賽冠軍，法國由此迎來了民族相通和集體歡樂的短暫時刻。這段振奮人心的神話—“黑人-白人-北非人”共同的法國到后來竟被社會分化現象掩埋了。

對于一個尚未從2015 年至2016 年的襲擊事件恢復過來的國家而言，1998 年世界杯時用以慶祝藍軍獲勝的口號“黑人- 白人- 北非人的法國”（la France black-blanc-beur ），如今似乎顯得過時了。仿佛這個慶祝多元文化國家隊勝利、慶祝民族團結的時刻只是評論員一時的“創作品”。如今，年輕的“穆斯林”發起了圣戰，這些致命襲擊事件的陰影始終籠罩著法國，它們敲響了“法國熔爐”的喪鐘（努瓦利耶，1988 年）。但我們不能打著當今法國的燈去閱讀過去 —法國隊取得的這一歷史性勝利。相反，我們應該恢復這個“98 時刻”的歷史厚度及其偉大；應使它穩固植根于它所屬的體育、社會和政治背景中。

我們首先需要回憶的是，1998 年的這支“黑人-白人-北非人”球隊在其人員構成方面更多的還是由黑人和白人組成，北非人很少。齊達內是唯一一名代表馬格里布后裔的球員。但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代表！他在對戰巴西隊的決賽成了英雄（兩次頭球入門）。“黑人”球員更多，其組成更復雜：大多數球員來自安的列斯群島（圖拉姆、亨利、迪奧梅德），圭亞那（拉瑪），新喀里多尼亞（卡倫布），只有一名球員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移民的后裔（來自塞內加爾的維埃拉），德塞利是一個特例，他出生在加納，后來由一名法國領事在法國收養長大。 隊伍中的其他成員都是“白人”，他們主要來自于本土的工人平民家庭，這些家庭穩定地扎根于當地的土地中。

1998 年的藍軍并不屬于后面的博斯曼一代，那一代球員的薪資飛漲，因為幾大職業俱樂部之間的競爭很激烈。藍軍中的許多球員都不是在足球訓練中心的“象牙塔”中長大的，他們的成長并未與社會脫節。有些球員很早就見識過種族主義，承受過家庭的貧困艱苦，他們心中已經產生了社會政治意識，譬如利利安·圖拉姆。他在9 歲的時候搬到大城市，在城市里看到了他在瓜德羅普村莊絕不會了解到的種族主義。完成中學畢業會考的他娶了同城的一名安的列斯護士，他很早就對黑人問題產生了興趣，為悼念加維他還給他的大兒子起名為馬科斯 （出自圖拉姆，2004 年），熱衷于在媒體上談論政治的他還會穿上廢除奴隸制150 周年紀念的T 恤。

簡而言之，我們可以從這些球員的成長軌跡中讀出整部法國當代史。從社會視角看，1998 年法國隊豐富的人員組成代表了法國的平民層：不僅有工人、農民，還有郊區居民和后殖民之子（海外省和非洲移民）。因為足球現在與國歌、民俗、美食一樣，屬于民族身份一覽表的一部分（蒂埃斯，1999 年），所以1998 年的法國隊就像一面放大鏡，向所有人展示了法國的新面貌。

當時的報刊文章和電視報道證明，藍軍的偉大事跡逐漸演化為國家強大凝聚力的表現。1998 年7 月12 日的勝利使舉國歡騰，這樣的喜悅自1944 年夏天解放后很少出現過。當晚100 萬人歡聚在香榭麗舍大街，大批的人聚集在市中心，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節日的喜悅。不怎么受媒體關注的鄉野也不甘示弱。總之，1998 年7月法國迎來了真正的集體歡騰的時刻，不論男女，不論階級，黑人或是白人，巴黎人或是外鄉人，來自法國社會各領域的人們團結起來，都感受到民族大融合的喜悅。社會高層（“資產階級”）在那一刻仿佛對平民階級充滿了感激之情，感謝他們帶來了這場勝利；本土人士也仿佛在那一刻對后殖民移民的后代充滿了感激之情，感謝他們回贈了這份禮物。

現在，我們應該記起來，這場法國隊的勝利也是郊區的勝利。 齊達內成長于馬賽北部街區角落里一個居住區—卡斯特蘭。藍軍的勝利必須歸功于這位郊區英雄即時的進球（半決賽時多虧了圖拉姆，決賽時多虧了齊達內），隨著勝利的逐步升級，這片城區的年輕人也開始支持法國隊，法國隊變成了“他們的”隊伍。讓我們來看一下某位受訪者的證詞，她叫蕾拉，1973 年出生于一個阿爾及利亞移民的家庭：“在世界杯期間，我在93 省的城市青年服務處工作，是青年信息辦公室（BIJ，全稱為le Bureau information jeunesse）的負責人。我們在城市邊緣一個窮的出名的街區角落里設有辦公處。在青年信息辦公室組織者的幫助下，那里的年輕人習慣在街區的中央放上一臺電視，從我們的辦公室接通電流。年輕人總有辦法找到電視機和收看的頻道。10 分鐘之內就會有50 人下來觀看比賽，人們吃著燒烤，似乎在歡慶節日……法國隊在比賽中離勝利越近一步，當地的熱情就增加一分……我還記得在這個街區里度過的特別美好的夏天……到8 月底要歸還設備和租賃的車輛（小巴）時，氣氛完全不一樣了，因為青年和組織者們沒有告訴我們，每天晚上他們都乘著小巴士去慶祝藍軍的勝利，決賽那天，他們全都激動地爬上了小巴士的車頂。保證金拿不回來了……”

最后，讓我們不要忘記，“98 時刻”也意味著“足球”在法國不再是專屬于男性、外省、郊區、平民的樂趣。 曾經，在知識分子圈內或在巴黎晚宴上談論足球可以算是一種不入流的社交行為。1998 年后這樣的情況不復存在，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關注比賽，體驗這一曾為男性專屬的樂趣。

這些熱情洋溢、全民歡慶的時刻總是伴隨著圖像和符號的產生，隨后，這些圖像和符號逐漸在集體記憶中留下了印記。我們不禁想到被投放到凱旋門上的齊達內的照片，以及“齊達內教頭”這樣的口號。“阿爾及利亞移民的兒子讓我們贏得了世界杯！”為平權反種族主義長征（Marche pour l’égalitéet contre le racisme，1983 年）爆發15 年后，法國社會中的移民后代竟成了體育和經濟競爭中的王牌與財富。“齊祖熱”（Zizoumania）在7 月12 日獲勝后的一段時間內產生了不少作用。讓我們來看看雅克·希拉克對法國所謂的“文化交融”態度的轉變（出自加斯托，2008 年）。1991 年，他在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說中痛斥住在低租金住房中的移民總是發出“鬧哄哄的聲音和難聞的氣味”；1998 年7 月14 日，他又在愛麗舍宮發表聲明：“這支既是三色又是多色的球隊，給人們留下關于法國的美麗印象，人們從中看到一個充滿人文關懷，堅強無比的法國形象。”第一次左右共治時期（1986—1988），密特朗領導下的內政部長夏爾·帕卡經歷了一個更大的態度轉變。1998 年7 月17 日他在《世界報》的訪談中，引用藍軍勝利的例子，提議要對處于非法地位的外國人進行大型的整頓，使其全部正規化：“世界杯向大家證明，這個國家的融合行動已經成功了90%。它也使法國人相信，法國是自主存在的國家。在那些時刻，在法國變得強大時，她就可以慷慨，她必須做出行動。戴高樂可能就會這樣做。”1998 年7 月13 日，國民陣線也沉浸在這一標志性勝利帶來的喜悅之中，他們熱烈祝賀齊達內，在這之后還給他起了新名字——“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孩子”。

1998 年夏天，社會種族群體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和解時刻，這樣的和解凝結在標語——“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國”中。此次事件并非懸掛在社會和政治的真空環境中。一方面，之所以1998 年法國隊的勝利可以被解讀為法國社會模式的勝利，是因為有關共同生活、共和以及公共空間的政教分離的法國民族創始精神依然長存，并在這支1998 年的隊伍中找到一種全新的表現方式。另一方面，1997 年至1998 年經濟強勁復蘇，失業率——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大幅下跌，在這樣的背景下，全民族的團結一致才能說得通。 剛剛過去的法國經濟“幸福期”，加上藍軍的勝利，瞬時讓人們產生了郊區青年將在未來與社會其他成員和諧共處的想法。唉，好景不長。這次事件結束之后社會學的預測都沒有實現。新地緣政治形勢的沖突（2001 年“9·11”事件，伊拉克戰爭，中東持續的戰火）加上法國社會內部出現的社會分化（2005 年的動亂），以及歷屆政府頒布公共政策所暴露出的薄弱點，都為埋葬“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國”的神話獻上了一份力。如今在這個社會分化嚴重的國家里，取代該神話的是迪斯雷利筆下的“一國兩族”（Deuxnations dans la nation）“幽靈”，迪斯雷利曾在描寫早期發展曼徹斯特式資本主義的英國時創造出了這樣的場景。

斯特凡納·博（Stéphane Beaud）